一、你怎样看待帖学在书法史上的意义？

    张荣庆：我以为，自东晋以降及于今日，以“二王”为代表的帖系书法，是中国书法艺术赖以发展延续的一条主脉。主脉，就是中国传统书法的正脉，或谓主流、正统、大统（参见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中国书史总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中有：“书以晋人为最工，亦以晋人为最盛。晋之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堪称的论。

    晋人书法的集大成者是王羲之，其子王献之成就也很高，唐太宗独尊大王，后世还是以“二王”并称的。“二王”以后，历代高手林立，各领风骚，而莫不受其孳乳，影响之大，既深且远。祖述“二王”的帖系书法，犹如大江之汇众流，奔腾入海，势不可挡，实为中国书法史上一道生机蓬勃的、最为绚丽壮观的风景线。帖系书法是一个大系统，有清晰的脉络可寻。帖系大家们走过的路子以及他们传世的丰厚的高雅经典性的作品，给无数学书者以无限启示，成为人们取法精进的渊薮；尤其“二王”书风，乃是学书者须要反复琢磨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宝藏。

    徐本一：在书法最高层面，无所谓帖学、碑学；作为书法创作的历史现象才有了帖学、碑学的分野。

    曾国藩与何绍基在讨论书法时，曾提出以乾、坤二卦来喻书法。他说：“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我以为此亦符合碑学与帖学的特征。碑学，乾道也；帖学，坤道也。碑学，构建阳刚之美的一极，帖学，构建阴柔之美的一极。两极作为相互的参照，相摩相荡，“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是就大趋势言之。碑学的阳刚之中有阴柔，帖学阴柔之中也有阳刚。碑学与帖学正如乾、坤两道的运动变化推动书法的发展。

    帖学的精义是中国文人审美的日常化，审美作为生存方式的重要方面凸显出文人精神的关注点与超越性。由此，书法渗透生命时空的细节中，随境适情，记录和表现出人在生活场景中的感受，书法，成为须臾不离的良朋。

    陈振濂：从三年前开始，我即对帖学产生了较浓厚的兴趣。曾连续写过“新帖学论纲”系列文章共3篇约五万言。记得当时曾经有一个基本观点，即以为今天的帖学从宋初以来已有千年，但却是通过刻帖而形成的。而在近百年大批新出土的墨迹面世，以及开始有一流的彩色仿真印刷品之后，我们忽然发现，所谓的千年以来的帖学，其实在理解原有的二王笔法方面，几乎就是一种“误读”。因为它是把后世刻帖所有的平铺平动的笔法误以为是魏晋时期的二王所代表的裹束、扭、绞转的上古用笔特征。因此，提倡新帖学的目的，正是应该从寻找、还原上古到中古时代用笔基本形态与特征出发。

    孙晓云：阮元在《北碑南帖论》说：“晋室南渡，以《宣示表》诸迹为江东书法之祖，然衣带所携者，帖也。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宋代淳化三年，太宗拿出宫内所藏的历代法书墨迹，命编次、摹勒、上石、墨拓，分赐大臣，是为《淳化阁帖》，为历代法帖之祖。以后相继翻刻的《戏鱼堂帖》、《二王府法帖》、《大观帖》、《绛帖》等，生成了以“帖”为“学”的广袤土壤。由于后代不断翻刻《阁帖》，各种拓本鱼龙混杂、真伪难辨，给后人临摹法书造成了不小的误区。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说：“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明、清“馆阁体”的出现，使得“帖学”丧失生机，笔法尽失。

    胡传海：在写字人脑子里不是写帖的就是写碑的。就像不是男的就是女的道理是一样的。碑帖合一就是不男不女有点中性的味道。那么在中国为什么带有女性意味的帖学的地位比较高？因为主导中国艺术的是老子的思想：柔弱胜刚强。飘逸、洒脱、流便、自然都是符合这种要求的。就像大多数人喜欢白面书生而不太喜欢怒目金刚的“杀胚”（孔武有力的人）。我们都会说写帖的笔下比较弱，但很少有人会说王羲之笔弱。因为王羲之是完美的，各种因素正好到位，历史上只有个别人说王羲之不好，这样说的话等于说自己是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