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30日在华中轮上拍摄的马叙伦与郭沫若（右）

　　他有一个很重的头衔——鲁迅之子，但他承担得起。他就是周海婴，一生酷爱摄影。70年来共拍摄照片两万余张，其中以上海难民、上海2·6轰炸、民主人士秘密前往东北解放区、辅仁大学和北京大学校园生活等四五十年代上海与北京的系列照片尤为珍贵。

　　六年前，周令飞无意中打开搁在角落里许久的樟木箱，他发现了父亲周海婴珍藏多年的胶卷，差不多有两万张的胶片沉睡在北京干燥的空气里。周令飞凭着自己曾在解放军报当过摄影记者的嗅觉，捕捉到那是父亲作为民族精神旗手鲁迅之独子背后属于个人的精神世界。

　　周海婴于今年初去世，但他直到晚年，也不敢确信自己的摄影是艺术。但因为他的特殊身份，有机会见识了记录了许多热闹的政治场景，因而成为一个孤独的见证者。这些与当下越来越具有距离感的影像，为一个大时代的转换时期，各种力量的博弈留下了视觉佐证。

　1949年1月， 周海婴在沈阳给李富春和沈钧儒（右）拍摄的半身像

　　“历史的暗室——周海婴早期摄影展”于9月10日在上海多伦美术馆开幕，集中展示他1940-1950年代颠覆时期的摄影作品，有一些从未公开展示。其中有一批摄于1948年从香港秘密北上的航船上的民主人士肖像，近年来被称为中国新政协起航的影像“孤证”。船上与许广平母子同行的重要人士有郭沫若、马叙伦、侯外庐、翦伯赞等。所有的民主人士的神态都不同以往，神情内敛而又意气流光，映在这些奔向新权力中心的知识分子脸上的霞光，预示着风云际会的变幻。人们对一个美好的新中国充满期待，谁也不会想到日后将经受的天堂炼狱般的历程。周海婴给李济生、沈钧儒、蔡廷锴拍摄的半身像，也可能是他们最饱满的摄影肖像。

三个上海摩登女郎坐在三轮车上，作品摄于1948年

　　上世纪50年代，周海婴拍摄的街头景观的影像反映了遗留的民国景象和新中国景象共存的现实。“霞飞坊”附近的中产阶级邻居、亲友同学和一些相熟的知识分子;街头难民和弄堂小贩、佣工等底层人民也是他的拍摄对象。当时尚存的教堂婚礼、穿白孝衣的私人葬仪、邻里的健美自练都成为拍摄对象，甚至有异常冷落的角落和杳无人迹的水泥墩墙等，与当时的主流宣传符号具有一种距离感。

　　东方早报：你父亲(周海婴)在民国时期是怎么学习摄影的?

　　周令飞：他常常参加上海摄影学会的活动和讲座，是里面年纪最小的一个。摄影学会组织明星来当模特，用一盏灯、一张反光纸来拍人像。那时他劲头特别足，还拉上两个和他年龄相仿的邻居小友学摄影。三个人经常会一起切磋，如何实验拍静物，拍多重曝光，这样的习照现存不少。我的外祖父也在里面出过镜呢。

　　后来绝大部分的摄影技术，是父亲自己摸索的。比如抓拍，因为怕错失机会，他会目测距离，练习不看相机就能快速旋转镜头焦距到位，或者利用景深调焦。他和小友常一起出去拍照，父亲的经济条件比他们好一点，大多数时候我父亲提供胶卷给他们。

　　东方早报：他北上的那组新政协会议摄影作品是无心为之的吗?

　　周令飞：父亲到香港去的时候，买了他的第一台性能比较好的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相机。买后不久，就有幸把地下党接民主人士到东北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整个过程拍了下来，这是父亲学习摄影以后作出的最重要贡献吧。最近我到哈尔滨参加“萧红百年纪念活动”，发现有些照片是民主人士到哈尔滨以后由父亲拍的。我到马迪尔饭店看了父亲和祖母住过的214房间。我并不认为是无心插柳，他有一台照相机，他要拍一些东西，然而毕竟这些东西是和他母亲和他自身无关的。当然，或许其中会有一些无意的抓拍，不过无论如何这批照片是极其有价值的。

　　东方早报：他拍过一些上海弄堂里小孩的照片，也非常生动活泼。

　　周令飞：他反对摆拍，要求真东西，这是和他本人的追求“真”有关，为了求真，他甚至可以不惜得罪任何人。他要把本来的面目还原出来。求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他的摄影当中，他永远要把真的一面带给大家。在他近两万张的照片里，包括他给朋友、同学、亲戚拍的照片，都可以看到，他不喜欢为了拍照而去拍照。他不拍坐在那里等待摆拍的人，而是等人动起来以后再拍，他喜欢这种感觉。

　　他跟我讲，他在辅仁大学的专业是社会学，为了交作业，特意去外面拍摄一些照片来辅助他的调查报告，当时他还想做摄影记者。后来他到北大改学物理专业，放弃了从事摄影记者的念头。1956年以后，他的摄影尽管延续了原来的风格，但题材上更偏重孩子、家庭，这可能和他没当成摄影记者有关。另一方面，他正业繁忙，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多次运动，他的拍摄多为一种记录。但直到他去世前，他用镜头抓取关键性瞬间的风格一直延续到最后。他并没有因为拍孩子、拍纪念照，就放弃这种风格。

1950年为著名京剧旦角女演员言慧珠拍摄的肖像照

　　另外，他的多数照片画面里面都有人。两万张照片中，有人的占90%以上，甚至名胜古迹的风景照里总是有位置适宜的人在。他认为照片里面如果没有人，就意味着没有生命，是一个死东西。父亲出门刻意带相机，年复一年，直到他去年生病住医院，他总觉得会有值得记录的东西。

　　东方早报：他在摄影的技术上有科学的严谨精神。

　　周令飞：父亲搞摄影很节省，听说他从1948年就开始买美军留下的剩余物资，摄影材料很少是正品。比如说洗照片的相纸，北京当时有照相器材用品商店，我记得是在王府井，西单也有一个，他经常让我去买。但不买整盒的，因为很贵，要几十块钱。我们买的是纸边，一刀一刀的，里面大大小小的，不规整，大概是生产过程当中裁下来的，很便宜。还有过期没多久的，这些不常有，他让我常去看看，碰上就买。买回来后我们自己洗印照片，切纸，切成大大小小去试，有些过期的偏灰，我们就把药水调一下，洗出来反差强一点。后来有了彩卷，是我祖母到苏联访问时买的。到1980年代，他一直都没有自己买过正品的彩色胶卷。

这张打针照片拍摄于1949年上海，周海婴喜欢用镜头抓取关键性瞬间

　　当时的彩色胶卷分两个系统，一个是苏联的彩色胶卷，特别艳;另外就是1950年代初的那一批，颜色偏绿，颜色比较舒服的是美国的，柯达伊斯曼系列。当时买不起柯达，很贵。我在部队里搞摄影后，由于工作关系和八一电影制片厂比较熟，跟他们要些拍电影剩下的片头，就是胶卷头，回来自己卷，所以父亲有一大批照片是用伊斯曼拍的。还用过几卷阿克发胶卷，但是这些东西后来实在玩不起，系统不同，胶卷都冲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