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对宋代印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和大进展，但是由于史料缺乏的制约和错误观点的影响，使得这方面的研究没有能进一步深入下去，对整个宋代印学发展还没有达到连续、清晰、全面的了解程度，笔者认为目前依然处于收集史料的初级阶段。如继以王冕推翻了文彭为篆刻艺术的开山鼻祖之后，对宋代有没有文人篆刻家的存在的问题，沙孟海先生在其《印学史》中论米芾用印：“我观察他自用诸印，多数鎸刻粗糙，与他同时代的欧阳修、苏轼、苏轍等人的印文鎸刻工细相比，大不相同。说他自己动刀，也是可信的。” 陈振濂先生在其《篆刻艺术纵横谈》里曰：“印家的出现绝不是晚至明代，早在宋元就应该有了。……北宋而后，南宋人研究印学，编印谱的大有人在，但是文人刻印的现象倒也罕见，或许曾出现过，但被湮没无闻了。” 笔者常和徐利明先生讨论印史，徐先生也多次言及：“文人自己刻印的时间肯定要比现在的定论要早得多，只是目前没有发现实例而已。”对沙先生的推测，虽然我们目前尚还无法加以证实，但是我们不难看出沙先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文人篆刻有可能早在北宋时期就已经有了。笔者近年来，与文献中有目的的对有关宋元两代文人参与和亲自刻印等相关史料，进行发掘整理，结合对宋代文人用印风格形成原因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足以否定元代篆刻家出现在元末的观点，证实了以上几位先生的推测是正确的。并且进一步推测文人篆刻家的出现时间，有可能早在宋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笔者认为有些文章中所谓：“由于元代初期，印章的制作还必须通过工匠来最后完成。换言之，由文人‘设计'印面，而由刻工制作的现象尚未得以结束，……”的判断缺乏必要的史料来支撑，因为很多元代早期文人用印之精美就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艺术水平不是一般工匠所能达到的，也不是赵子昂那样的文人仅参与设计印面所能达到的，在元代早期应有文人篆刻家存在并且活动频繁。笔者在文献中发现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元代篆刻家和以石质为印材的记载，而且这些元代文人分别生活在元代的各个时期和不同的地域。这些资料的发现为我们正确认识元代篆刻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新证据。

综合大量的宋代文人用印的水准之高和风格多样等方面，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发展和变化，不仅仅只是文人参与所能达到的。既然当时的文人已经对通行官印风格不满，那么同时也应该对那些庸工所刻印章的粗制滥造、极没有文化色彩产生烦恼，这一切都是因为文人对印章的审美层次得到普遍提高。而在宋代刻印一技似乎并不是某一个行业所独有的专业技能，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宋楼钥《攻媿集》巻七十五中的记载得到了解：

又内殿图书、内合同印、集贤院御书等，虽皆是李后主印，然，近世工于临画者，伪作古印甚精，玉印至刻滑石为之，直可乱真也这就说明在当时由于软质印材的使用，刻制印章已经是很随便的事情，似乎没有我们今天的想象那么难。因此笔者认为早在宋代，文人就已经开始参与或者直接刻制印章了。这一猜测在对有关文献的查考后得到了证实。

《宋史全文》卷三十四中也记载了一位参与官印制作的文人官员：

宋理宗四年，壬寅，以延昌公主进封瑞国，命徐清叟为册礼使、董槐副使。清叟撰册文书册、篆印。册以象齿，印以金，一寸，文曰“瑞国公主之印”。

象徐清叟这样篆而不刻的文人在宋代还有很多，如《宋史 舆服志六》中记载：

乾德三年，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随僖宗入蜀，子孙遂为蜀人。自是，台、省、寺、监及开封府、兴元尹印，悉令温柔重改铸焉。

乾兴元年，……下学士院定其文，命宰臣陈执中书之。

皇祐五年七月，诏作“镇国神宝”。先是，奉宸库有良玉，广尺，厚半之。仁宗以为希代之珍，不欲为服玩，因作是宝，命宰臣庞籍篆文。

嘉祐八年，……帝不用其议，乃别造受命宝，命参知政事欧阳修篆文八字。

仁宗景祐三年，少府监言：“得篆文官王文盛状，……后又命知制诰邵必、殿中丞苏唐卿详定天下印文，必、唐卿皆通篆籀，然亦无所厘改焉。

以上史料完全可以说明，在宋代由文人来篆写印稿的现象，这些史料有一部分，早在前几年，陈振濂和萧高洪先生也曾论及。而这一现象不但出现在官印制作而且在私印制作过程中也是存在的。

篆刻史记载杨克一，主要因为他编辑的集古印谱《集古印格》，是我们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集古印谱。也正因此，杨克一被韩天衡先生载入《中国篆刻大辞典》 的“印人”中，列于米芾之后。历代很多篆刻史方面的旧说，对杨克一都误为晁克一，如韩天衡先生例举的南宋晁公武《郡斋续书志》中载
《印格》一卷，皇朝晁克一撰，克一张文潜甥也。文潜尝为之序，其略曰：“克一即好古印章，其父补之爱之尤笃。悉录古今印玺之法，谓之《图书谱》”。

韩天衡先生引《山谷集》中黄庭坚题其画作所云“观此可知其人有韵。问其主名，知其为克一道孚，吾友张文潜（耒） 之甥也。”和当时文人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中有《赠文潜甥杨克一学文与可画竹求诗》的古体诗一首为据，予以更正。 笔者近于张文潜《柯山集》 读得他为杨克一所作的《杨克一图书序》，发现有杨克一参与篆刻印章的记载：

甥杨克一梦人授图书，凡三十有一体，大抵皆其姓名字，变易迭出颇竒。惟古人有言梦者，想也。形神所不接而梦者，因也。夫因者想之变。其初皆有兆于予心，迁流失本，其远也已甚，故谓之因。然其初皆想也，而世不能明其故，以所因者为非想而得。夫使如至人之无想欤，则无梦矣，岂有有梦而非想者哉！予见尔之好图书几癖矣，心思手画，惟怪之为求，则其梦授于异人何足怪哉！好射者梦良弓，好乐者梦竒声，何则？志固在是也。尔心谓是三十一图皆非平日之所思，则正昔人之所谓因者也。精神迁流，何怪不有，古人或以谓考吉凶，明将来。三十一图曷足怪也哉！尔以是思之，将复有得矣。图书之名，予不知所起。盖古所谓玺，用以为信者。克一既好之，其父补之爱之尤笃，能悉取古今印法，尽录其变，谓之《图书谱》。自秦汉以来变制异状，皆能言其故。为人篆印玺，多传其工，有自远求之者数为予言。予不省之，独爱其用心不侈。致精于小事末务，故并录焉。

此序所记十分有趣，通过“好图书几痴矣。心思手画，惟怪之为求”句，描述了杨克一对印章一艺之喜好已至痴怪程度。张文潜解杨克一梦印为如同“好射者梦良弓，好乐者梦奇声。何则？志固在是也”。其父杨补之对他的爱好十分支持，从“其父补之爱之尤笃”句可知杨补之也是一位喜爱并具有一定印学知识的古印研究者，杨克一痴于印与其父亲有很大关系。“能悉取古今印法尽录其变。谓之图书谱。自秦汉以来变制异状。皆能言其故”句，说明杨克一于秦汉印了解之深及鉴赏水平之高，句中“图书谱”指的是杨克一编的《集古印格》，但张文潜的这篇序并非是为杨克一的《集古印格》写的，而是为称赞他“为人篆印玺多传其工”而写的，是张文潜向别人介绍和推荐杨克一能于篆印的文章。从晁公武所记的文字内容上看，其所谓张文潜的《印格》序，其实就是“杨克一图书序”。看来晁公武不但把人记错了，而且没有辨明该序的内容，把“杨克一图书序”当成了《印格》的序了。

这一记载让我们对杨克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篆印”一词，我们既可以理解为篆写印稿，但有时也可以解释为刻印。“传其工”的“其”字当是指杨克一“皆能言其故”的秦汉以来印章，说明杨克一已经用秦汉印的形式和风格特征进行篆刻创作了。这里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认定杨克一是否已经集篆写和刻制为一身，但可以断言杨克一已经参与了印章的制作，并且开始取法秦汉印。虽然在史料中有宋代很多文人为皇帝篆写宝玺的记载 ，但是这和杨克一为人篆印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官印的篆法、章法都是有一定格式的，自由发挥的余地较小，而杨克一的篆印就不会有这些拘束，他的发挥空间很大，完全可以任自己的意愿行事。如果说后来的赵子昂能称之为篆刻家，那么这位北宋的杨克一无疑也是当之无愧的篆刻家。

张文潜虽然赞扬了杨克一对印章历史知识的了解和对事业的专心致志，但是“予不省之。独爱其用心不移。至精于小事末务”句的意思是表白他于篆刻印章 “不省之”，看来张文潜的确于印章不甚懂，整篇序中没有对印章发表一句他自己的意见。虽说是在赞扬杨克一，但其所谓“小事末务”，可见其对篆刻印章是不重视的。扬雄“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不是专指刻印而说的，是扬雄把为文与胸怀天下相比而发出的感慨，张文潜的观点明显受其影响，古今文人对扬雄这句名言的错误理解，给篆刻艺术的发展带来不小的影响，为害深矣。

在文天祥《文山集》巻一中有《赠刋图书萧文彬》：

苍籀书法祖，斯冰篆家豪。昔人锋在笔，今子锋在刀。收功棠溪金，不礼中山毛。囊锥脱颖出，镌崖齐天髙。

“棠溪”是战国时期韩国的一个地名，在现在河南遂平西北，此地以产优良剑戟而闻名当时，所以“棠溪金”当是赞扬这位萧文彬工具和刻制手段的优良高超。文天祥在这首诗中强调了能表现篆书美工具的不仅仅只有毛笔，还有可称为“棠溪金”的刻刀。这体现了宋代文人于篆刻印章时开始重视刻刀对书法美的表现。因此能达到这般水平的印人，不应该是没有文化的一般工匠，应该算是早期篆刻家。

与陈起 编《江湖小集》巻二十八陈起《芸居乙稿》中，见有《耘业许印章四韵叩之》诗一首

近因稚子传来意，知许衰翁两印章。字画莫教凡手刻，形模当取古人长。六书今独行秦峄，三体空闻设汉庠。后世阳冰能复古，未知何日寄文房。

陈起为我们记载了一位至少也参与印章制作的文人——耘业，看来在宋代没有掌握刻印技术的文人，由于坊间庸工所刻印章不合文人审美要求，也开始参与篆刻创作，把篆刻创作中最为关键的布局篆稿的工序承担下来，而且还担心所篆写的印稿中对美的体现被“凡手”在刻的过程中抹杀了，从而反映出当时文人开始用如何能表现美的要求来对待印章制作中“刻”的过程。在我们认同这位“耘业”为篆刻家时，也应该注意到当时印工中既然存在“凡手”，那么就必定有相对的“高手”存在。那些所谓的高手之所以能被文人认同，就是因为他们对文人审美思想的认同和有较强的理解和表达能力。所谓的文化知识其实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得到和总结出来的，而印章“刻”的技能也是我们篆刻艺术理论中不可缺少的文化知识，故此笔者认为这些“高手”也应该是早期篆刻家。

在宋方岳《秋崖集》巻七中记有《百十一弟致陶印》：

不妨主掌旧林泉，山泽癯儒半列仙。判月可无方寸印，勘书犹有一朝权。陶人解作虫鱼篆，道号宁须金石镌。约束风烟聴驱使，吾家季子似差贤。

在南宋著名文人真德秀的文集《西山文集》 卷一中有《赠吴景云》诗二首：

昭武吴景云善篆工刻，为余作小印数枚奇妙可喜，因有感为赋二首

錕鋙切玉烂成泥，妙手鐫铜亦似之。若会此机来学道，石槃木钻有通时。

腰间争佩印累累，真印从来少得知。不向圣传中有省，黄金斗大亦何为。

真德秀（1178——1235）字希元，一字景元，更字景希，号西山，浦城人，庆元五年进士，理宗时历知泉州、福州，召为翰林学士，拜参知政事，端平二年卒年五十二岁。谥文忠，学者其为称西山先生。昭武，在今福建邵武县西，主人翁吴景云的生平我们目前尚无法查考，但是真德秀的生卒年告诉我们，吴氏当是生活在南宋绍熙至端平年间的人。对吴景云的具体身份，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他是刻印的工匠，从诗序中称道其不仅“善篆”而且“工刻”及诗中“若会此机来学道”句来看，真德秀的语气不象是在评论一般的刻印工匠，吴氏当是通文字与书法之人，不能简单地把他和一般的工匠相提并论，他至少是具有较高文化基础。如果他是工匠，但是同时也具备了文人的条件，那么，他是具有文人篆刻家特征之人。所以真德秀认为他有“石槃木钻有通时”之技进乎道的基础和可能，是一位可造之材。该诗的写实描绘，使我们知道了吴氏是用刀直接刻铜，这说明当时的铜印不一定都是铸出来的，宋代文人也并未因铜材坚韧不易刻作而放弃在篆刻方面的亲自实践。不论是刻石材还是刻铜材，都能说明此时文人已经开始集写与刻于一身，真正意义上的篆刻家已经出现了。刻铜用的刀具和刻玉、刻象牙犀角等印材所用的刀具不可能一样，或许就象今天篆刻家们用的刀一样，和錾子差不多。我曾想象我们今天篆刻用刀为什么和刻字店里刻印的用刀不一样？是因为印材的性质不一。那么，我们用的刀是先人们当年用来刻何种材质的印章而流传下来的？从形状上看，当是刻坚而韧的材料的工具，这和铜等金属材料的特性十分相近，所以我猜想我们今天的用刀，很有可能是从古代刻铜印的刀而流传下来的。

虽然吴氏的印作我们今天已无法看到，但是从真德秀以“真印”作为印章评判的标准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到吴氏的篆刻作品当是符合当时真德秀审美要求的“真印”。因此，我们称吴景云为宋代具有文化修养和能够继承传统的文人篆刻家，是很恰当的。

在南宋陈槱《负暄野录》 的《近世诸体书》一节中有载曰：

余尝评近世众体书法，小篆则有徐叔明及华亭曾大中、常熟曾耆年。然徐颇好为复古篆体，细腰长脚。二曾字则圜而匀，稍有古意。大中尤喜为摹印，甚得秦汉章玺气象。……

陈槱福建长乐人，几之孙。文中所记“尤喜为摹印，甚得秦汉章玺气象”的曾大中失考，在南宋陈鹄《耆旧续闻》 卷四中记有“过曾大中书室，因论法帖载孙权遗方士……”一则，不知道两曾大中是否为同一人。

目前，有关宋代文人亲自篆刻印章的史料相对很少，张耒对杨克一的评述、真德秀这两首诗的内容和陈槱关于曾大中的记载，无疑为我们揭开宋代篆刻史和了解中国篆刻的传承历程，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史料。他们向人们展示了宋代文人对篆刻印章一事的态度和重视程度。我相信象杨克一、吴景云、曾大中这样的篆刻家在当时不会是唯一的，笔者体察到真德秀写诗的语气中，并没有流露出象发现凤毛麟角似的惊讶和兴奋，这说明在当时能刻印之人已非偶然现象，对于真氏来说似乎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不然其诗的语气当不会这么平和。黄惇先生在《论元代文人印章发展的三个阶段》中评价王冕时言：“王冕以花药石刻印，其意义不同于汉人以滑石治殉葬印，也不同于王冕前偶有民间艺人以石质印材制印。他标志了文人长期探索印章能书刻集于一人的突破，是文人自觉进入印章艺术创作领域的划时代里程碑。”现在看来，不论吴景云刻的印是铜质还是石质，这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当放在南宋这位吴景云的面前，何况这也极可能是暂时的，笔者坚信在吴景云之前肯定还会有文人篆刻家存在，且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