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生天真得与孩童无异，这也可能就是先生得以长寿的秘诀。正直率真，想说就说；能理解多深就谈多深。比那些伪装的“君子”们要真实得多。 不论是对“笔墨等于零”的提出，还是把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国画家们看作是手艺人，以及在岳麓山所讲出的文化差异的形成是城墙高磊、交通不便造成的等等，可见先生是自己知道多少就谈多少，绝对不是伪君子们那样不懂装懂，假托斯文。。。。

    吴先生可爱的是根本不去考虑真正的“艺术”关联着国家民族。他心中只有“美”，只有“艺术”。并不去思考“美”与漂亮有什么不同（当然先生不会承认这一点，但这是人们看出来的），又与社会意识有多少关联，只要是我认为的“美”才是“美”，满世界的人“美盲”比“文盲”还多。（科学地讲，美是无处不在的，只是人们对“美”的认识不同罢了）

    我国著名的国画家潘天寿先生曾说：“一件艺术品必须具有一国家、一民族、一时代、一地域、一作家五种特色方为合格”。此语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真正的文化是国家民族文化，真正的英雄是国家民族英雄，真正的艺术家是国家民族的艺术家。”是一致的。所以说，作为艺术家，首先应该强调“国家特色”与“民族性”，然后才是艺术个性。若离开了“国家特色”与“民族性”，这个“艺术家”的存在对于这个国家与民族来说就毫无意义。他也就只会是他自己的“艺术家”。

    吴冠中先生对“笔墨等于零”的提出，充分表明其对“学术性”是构成文化的基础尚且欠知，以其将“笔墨”比作“未塑造形象的泥巴”便可证明：其把构成国画作品的“笔墨”（画家的艺术语言）当成组成绘画语言的“点、线、面”符号（基本文字）了。我们若就吴先生的观点去要求书法家，那么，他们就应用汉字加别的文字来书写才算是艺术创造了。 如果说艺术都是相通的，那么，我们从文学艺术与书法的创作不难看出，真正的“新”应是在内容上，而并不是只在技巧或形式表现上。因此说，内容决定形式毋庸置疑。而应该置疑的是人家结婚办喜事，你偏偏要当着大家痛哭所带来的结果。所以，在黄梅戏的剧目中找不到《铡美案》、在秦腔的剧目中找不到《天仙配》就不足为怪了。

    有人曾说吴先生“狂妄”，其实应是“不知者不为过”。“美”是时时处处都有的，只是每个人对“美”的认知不同而已。说人们是“美盲”也没错，错就错在人们对于“美”的认识为什么与吴先生不同呢？

    当然，有人对先生人格的攻击是不对的，我们如果把先生就当作一个顽童又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从吴先生“看见古戏里的状元都穿红袍，那时我才十几、二十岁吧，也穿一件大红棉袍，全院的学生都觉得奇怪，我觉得很得意、很高兴。”可以看出，爱出风头的吴先生一生只是想在外在形式上与人不同罢了。一旦“形式”与人不同，先生必然会很得意、很高兴。根本不要去思考深层面的东西。更不要考虑“笔墨”是“中国画”中产生“趣味”的基本。先生这种正直率真与顽童般的性格是因为有高尚的品格，至于对艺术方面的认识或说其没有文化则是另一码事。干吗非要去查先生成名的底细？如果没有国人的“崇洋媚外”，“吴冠中”能出名吗？如果在他正学知识、学文化之时不将其送出国门，先生会对祖国优秀文化欠缺吗？所以说，吴先生没有错，错就错在国人听信了法国人的评价使其成了名画家。因此，错是中华民族自身造成的，也是时代造成的，而不是吴先生自己造成的。

    我们如果能静下心来仔细地去想一想，“杂种艺术”又有何不好呢？骡子对农业社会带来的贡献是人们所有目共睹的，其在农业社会中的身价比马与驴都要高也是众所周知的。唯独可惜的是，它不能有自己的后继。可恨的马与驴为何在发情时都不去理会骡子的存在呢？吴先生根本不去考虑这些事实的存在，只要的是把自己所认为的“美”表现出来。但吴先生的“出语惊人”也只能使中国的画坛热闹起来，根本起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作用。不论如何，吴先生的人品是值得尊敬的。如果画坛不想寂寞，就让吴先生多发表些自己的观点又有何不好呢？一个天真率直的老顽童，我越想您越可爱，我首先祝您健康长寿，为自己的艺术及自己的艺术人生努力奋斗，尽可能地把自己变成真正中华民族的艺术家。